第三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
经济论坛发表论文 谈中小企业发展中
经济环境的公正性问题
市场就象是一个激烈角逐的竞技场。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应当是为进入市场的每一个企业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在这种公平的竞争中优胜劣汰，使经济运行充满生机和活力。缺乏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就象参加一场不公平的比赛或遇到不公正的裁判，就不会有正常的市场秩序，更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优胜劣汰。相对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偏小、资金不足等天然劣势，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对市场经济环境的相对公平性尤为渴求。
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由于整个经济处于大变革时期，有些旧的东西还没有完全废除，新的运营规则还没有建立或完善，在个别情况下，沿用过去计划经济的行政调控方式推动一下，出现一些暂时的失调和不公平，是可以理解的，就象走路需要先迈左脚后迈右脚一样。然而，这种调整又要有度，超过一定度或不公平的时段延续过长，对市场的培育和市场秩序的建立又是十分有害的，甚至会成为市场上的无形杀手，伤害一批无辜。做为受害者，中小企业往往是首当其冲的。因此，政府部门在研究和制订重要经济政策时，特别是出台中观、微观的经济政策和一些过渡性经济政策时，应当在充分调研和利弊论证的基础上，较准确地把握好度和执行的时段的问题。在这方面，做为有色行业的中小企业，我们是有着切身感受和深刻体会的。
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日程渐近，国家为尽快增强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组建实力较强的“国家队”，迎接新挑战，用行政或半行政手段组建了一些大型或特大型企业集团，并为这些垄断或半垄断性集团，出台了一些大力度的支持政策。我们认为，从稳定国家的经济大局出发，这是完全必要的，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项重大举措。然而，在实际操作中，或由于急于求成，或由于政策设计不够严谨，有些工作在度的把握上注意不够，也给地方经济和中小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1999年8月组建的中铝集团和1998年到1999年秋对中铝集团参控股的大型铝厂出台的大幅度降低电价的政策就是其中一例。仅此一项政策的出台（红头文件一下），就使中铝集团所属的电解铝厂吨铝成本比地方中小铝厂平均降低1500元。恰逢此时，国际氧化铝价格上涨，面对相对紧缺的国内市场，垄断国内氧化铝经营权的中铝集团又实行了内外有别的价格政策，致使占全国电解铝产能60%的地方铝厂，吨铝成本又上升近千元。使吨铝成本在政策上的综合差异就高达2500元，相当于吨铝成本近20％。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方中小铝厂把电耗和氧化铝消耗降到国际第一流的水平，也是无济于事的。
面对如此沉重的打击，不少省份不得不违背国家文件禁止对中小铝厂下调电价的禁令，因地制宜，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性政策，才使多数企业免于一难。然而一批企业却无此幸运。有的已经死掉，有的也只能在“大出血”的挣扎中苦苦支撑。
事后虽然国家对原中铝集团进行了重大调整和重组，但不公平的电价政策和对氧化铝市场调控的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却一直延续至今。
根据国家对电解铝生产的政策，是取缔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60KA以下(不含60KA)的电解槽。如果电价和氧化铝价格政策是针对这类企业，我们自无可言，然而现在却是60KA以上的地方铝厂受到伤害，一些60KA以下的电解槽却依旧安然无恙。
鉴于我国电解铝企业规模小、厂子多、分布广的特点，国家急于对之加大调整力度，在电价上制订了对年产能力五万吨以上的支持政策。孰不知却形成了中小企业“千军万马”奔“五万”的新一轮重复建设的发展态势。我想当初如果在制订政策时，加上一条“不鼓励增扩建，鼓励中小企业间搞区域联合，通过资产重组，实现存量资产的优化配置和产能规模化”，可能会使国家对电解铝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更科学、更完整、更符合中国实际一些。
政策导向的不一致性，必然导致实际执行结果与政策目标的严重错位，或相互背离。这是我们在中、微观政策的制订与过渡性经济政策的研究中，尤其应当记取的有益教训。
为此，我建议：
㈠、国家在研究入世问题，组建大集团，考虑对其进行帮助和扶持，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同时，应当兼顾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程度，切莫造成顾此失彼、得一失二的后果。
㈡、在组建大企业集团的过程中，最好不要形成全国唯一的垄断性集团，要象美国对待微软那样分解为２－３个，以分散和遏制垄断，形成竞争市场，这对中国企业的健康成长不无好处。
㈢、建议国家加强对垄断行业的价格控制，增强调控力度。在深入调查了解其成本、消耗水平、指标先进程度情况下，利用价格杠杆，提高其自觉降低成本的内动力，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对中小企业成本的压力。
㈣、建议国家在加强对垄断性行业价格管理的同时，要把对非垄断行业中的垄断产品（如氧化铝等类）的价格控制纳入管理范围，而且要避免“踢球”与“吹哨”在一家，以强化对其监控力度。而且在出台这类产品的价格政策时，要充分征询其主要用户，即众多中小企业的意见。尽量通过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调控手段实现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不是通过垄断或行政命令手段。
㈤、建议国家在行业协会的建设过程中，尽快由官办走向民办，特别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行业协会建设，使之通过自发组成的行业协会，形成合力，能够充分反映中小企业的利益和要求，能够实现与大集团或垄断性集团的对等谈判与平等对话，并疏通与国家各部委及政策制定部门联系渠道，互通情报，给其以参与国家行业价格和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咨询权和参与权。以打破大型集团在向国家部委反映情况和参与并左右研究制定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方面的垄断权，疏通国家与中小企业沟通的信息渠道，从根本上消除形成不公平性、误导性经济政策的土壤。
㈥、建议国家在制定重大经济政策(如债转股、注入资本金、贴息贷款等政策)时，能够考虑那些总资产量较大，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不良债务较多，而又生产经营正常，在短期内难以转化为民营或股份合作制的国有中型企业的实际困难，与大企业一视同仁地解决它们的沉重历史债务与不良债务问题。对其中符合债转股条件的，批准实行债转股。不要因其不够大，而被不公正地长期拒之门外。 ㈦、为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国家加大关闭“五小”的力度是必要的，中小企业应尽快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或技改，改进生产装备或工艺，从“五小”行列中退出。然而，对符合国家要求的采用较先进设备或工艺从事生产的企业，不应仅是由于产能规模较小就一律扼杀，应当用政策去引导他们走区域联合之路，
通过社会存量资产的优化组合，达到规模化经营的目标。
㈧、国家应当对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划分有一个统一标准。特别是对未列入512家企业名单的地方性大中型企业，许多大企业和大企业集团的政策享受不到，中小企业的政策也没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地方上往往把我们当成大中型企业对待，在行业上一排队就变成中小企业，结果上下够不着，往往成为政策的盲点和空白区，今后在政策研究中，望予重视。
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艰难的，但中小企业自强、自立、自信、自尊的精神却是永恒的。面对新世纪，我们将迎来更新的机遇与挑战。我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将会展现在每个企业面前。中小企业将不断更新观念，沿着现代化、专业化、集团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特色之路不断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在市场的角逐中锻炼得更为成熟和无比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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