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用工难”的钥匙在企业自身

 作者:朱向群    246

我们在对浙江中小企业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用工难”是中小企业主反映最多和最迫切的问题。

  许多中小企业主一遇到“招工难”、“员工不辞而别”就慌了神,完全不从自身找原因,或者根本不从对方(工人)利益着想,一味抱怨“用工难”,媒体趁机炒作“民工荒”。

 

  我认为,“用工难”或“民工荒”是个伪命题。如果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出现“民工荒”,只有2.3亿人口的美国一定会最先遭遇“民工特别荒”,仅有1.28亿人口的日本肯定最易发生“民工相当荒”。事实上,美国和日本并没有遭遇“用工难”或“民工荒”。

 

  我国目前未就业劳动力数量约至少有3000万人,此外,农村约有1.5亿剩余劳动力,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也将陆续加入到企业。未来10年,我国农业领域每年至少将转移850万剩余劳动力,城镇每年要安置200万富余职工,每年还有9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包括大学毕业生)加人劳动大军。上述三者合计每年就有1950万人需要就业,而我国未来10年,伴随经济增长,每年平均新增劳动力需求不会超过1000万,每年劳动力供给超过劳动力需求至少有900多万。有这么庞大的待业大军作后备,怎么会发生“用工难”或“民工荒”的问题呢?

 

  说一千,道一万,“用工难”或“民工荒”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工资福利待遇过低。

 

  有企业主说:“企业要盈利,必须延长劳动时间,我们通常每月工作350小时,每天10~12小时,这样的条件很难留住工人。”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我们曾经义愤填膺地批判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万恶的资本家采取占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剥削工人。我们依然记得,高玉宝的小说《半夜鸡叫》里的故事,地主周扒皮每天半夜里学鸡叫,然后把刚刚入睡的长工们喊起来下地干活。现在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中小企业公然地、普遍地、大幅度地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明目张胆地违反《劳动法》,竟然还理直气壮地抱怨“用工难”。在整个过程中,劳动监察部门完全不作为;工会(劳工协会或工人联合会)形同虚设;政府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为了表面光鲜的GDP数据,对这种剥削工人的现象也是默认;维护工人权益的法律体系严重懈怠和滞后。由于《劳动法》的普及不够和法律的缺失,工人(劳动者)不敢维权,只能选择辞职,或者干脆不辞而别。

 

  即便按《劳动法》规定,每日工作8小时,每月平均按22天计算,按浙江最低工资1100元计算,我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6.25元,不足1美元;如果按每月工作350小时计算,我国工人的小时工资只有3.14元。在全世界是最低的。

 

我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体,但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中居民占比持续下滑。如果我国的中小企业都像这样,压低工人的小时工资,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通过“工人工时倍增计划”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们还有什么幸福和尊严?

  有企业主说:“小企业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现在浙江没有企业能够按《劳动法》规定的,如果一天只工作八小时,加班就要支付加班费,星期六和星期天加班,支付2倍工资,法定假日加班,支付3倍工资,那样的话,所有的企业都会倒闭。”

 

  依我看来,违(反劳动)法的企业、给工人发不出应发工资的企业、不能保障工人基本权益的企业,倒闭了也罢。

 

  有人说,你这是躺着说话不腰疼,中小企业的利润本来就很薄,原材料涨价,各种税费已使企业不堪重负,再拿出这么多钱给职工发工资,企业不破产才怪呢。

 

  实际上,出现“用工难”或“民工荒”的企业,多是处于最低端的制造企业,这些企业是“苦力型企业”,做的只是简单产品的简单加工或组装,赚取的只是低廉的加工费或组装费,而这种制造的代价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品质、低效益、低产出,靠消耗资源、破坏环境,靠剥削劳工,靠挥舞价格屠刀获取订单、打击对手、扰乱市场,赚取日益微薄的利润甚至负利润,这些企业如履薄冰,摇摇欲坠,遍体鳞伤,生不如死,朝不保夕;这些企业像暴风中的一棵幼树,像海啸时的一叶小舟,像狼群里的一只羔羊。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很无奈,很无助,他们像掉进了沼泽地,不能自拔,而且越挣扎,陷得越深,只能坐以待毙,听天由命。

 

朱向群
 用工 钥匙 自身 解决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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